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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佐娱乐【手记】一个“奇葩”主笔和他的“新
作者:admin    发布于:2019-06-06 23:13   

  能有这样的默契,如果不是知音,那么就只能解释为,连一个外人都对我与那篇文章的频频关联感到审美疲劳。

  天津,这个和我没什么关系的城市,却成了从业以来额头上的最大标签。领完报社的评论写作奖后,我发了条欠揍的朋友圈,“人生总有那些你原本不看重的作品,突然成为你的荣耀和标签,无奈的魔幻主义”。

  我每次只能回答,那不是我的本事。那个夜晚,深度报道部的技法和评论部的积累交汇在了我身上。一半是我在跑新闻时积累的快速挖掘素材的能力,另一半,则是新京报评论部经年累月对新闻的观察和总结。

  评论部主编于德清老师陪着我一宿未眠,沟通修改定稿。得益于此,那篇文章才能成为爆款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不是我个人的作品。

  因此,上台领奖时,我暗觉不安,不敢一人独美。在主持人提问时,我低调得完全不像平素张牙舞爪的自己。

  不敢高调,是因为还有更深层的理由。潜意识里,我觉得,这篇文章只是在正确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情绪里。因此,它是瞬时短暂的,是天津的巨响“成就”了这篇格式有误、语言粗糙的刷屏文。

  总有偏执狂愿意拯救执拗者。天津大爆炸过去一个多月以后,我在天津一个本地论坛里发现了这样一个帖子,“南方系萧锐,新京报胡涵,都是无良记者”。我看了下发帖人ID,正是天津本地网友。

  一篇当场刷屏的文章,却有人记恨了一个多月。由此我开始回头再看那篇评论,它在刷屏之外,还是否有着更持久的意义?

  五个疑问,分别是“究竟有多少人伤亡”、“流言在散步、官微在沉睡”、“市民在逃难,政府在哪里”、“爆炸是否与化工围城有关”、“爆炸真相从哪里来”。

  五个问题,是所有灾难事故中的公众痛点。过去所有的质疑,都逃不开这五个问题。在天津爆炸的第一时间,我们一口气抛出了所有的疑问,这种诘问,对公众更具有冲击力。

  这五个问题既属于那时那地,也属于此时此地,在可预见的未来,还将永远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大地。

  因为我们的灾难永不悔改。城市的定时炸弹爆了一颗又一颗,灾难应对的鸡毛落了一地,信息公开像个笑话。只有质疑是永恒的,只是借着天津大爆炸的声响,落在了大家的心里。

  时事评论速朽。新闻人却能在日复一日的速朽中寻找到颠扑不破的规律,并最终硬生生让一个瞬时的突发评论,超越了时间与地理。

  满打满算,至今我在新京报的四楼待了两年半。恩佐娱乐两年半里换了三个部门,我像个时事新闻的漫游者,从社会、深度再到评论,从纸媒切换到了新媒体。

  总有人喜欢问我,哎,你这么奇葩的职业路线,有什么心得吗?或者有人问,你这么拼了命地换岗位,到底有什么企图?

  刚入行时,作为“顶包”型记者,我一度是报纸版面填充者。商场厕所水管爆裂、猴子大闹东三环、菜市场里的弃婴等等,这些鸡毛蒜皮的新闻我都跑过。

  琐碎不是问题,问题在于琐碎常常要求你违背自己的立场,而我是一个有原则和分寸的人。

  2013年,北京市曾出台过一个政策,要求所有餐厅取消开瓶费和包间最低消费,并要求高档餐厅降低菜价。报社让我去探访,这些餐厅是否还收开瓶费,是否还有最低消费,恩佐娱乐菜价是否降了下来。

  这事儿我挺为难的。我信仰市场经济,信仰市场主体拥有自己的定价权,行政干预这种事简直蠢不可及。

  但作为社会新闻的记者,你能对此说些什么?我能做的,只是按照命令去挨家挨户探访,写出一篇“整治效果好,但仍有餐馆不悔改”的新闻。

  正好,同时期还曾出过另外一个稿子,做了一个不严格的民生实验,证明在厨房炒菜确实会导致PM2.5提升。

  这两件事刺激了我,一个真正的媒体人应该是什么样的?我们喜欢自诩舆论监督,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监督者?至少我认为,自诩监督者的媒体人,绝不能在一项政策出来后,毫无判断力的跟风背书。

  而我是个人生问题的极端,从青春年少开始,我就执迷于兰波的“我愿成为任何人”。

  因此,我当时给自己的答案是,专业主义的操守、独立的学术积累和基本的文字审美。

  在社会新闻时,我跑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新闻:一个白领在下班路上随手撕了几张墙上的牛皮藓广告,结果遭到了贴广告者的暴打。

  我去采访了被打者,去了被打的现场,询问了负责处理的警方和区域内的城管,按道理,一则社会新闻的采访到此应该差不多了。

  结果编辑在电话里说,你必须找到打人者,实在找不到,你去天桥上撕广告,等人过来打你。

  在海淀的那座天桥上,我整整撕了一个下午的小广告。直到傍晚,暴雨浇灭了最后一息被打的可能。我才悻悻而归。

  这事儿我一直当作入行初期的小故事,分享给那些正准备入行的小朋友。他们都觉得荒诞而搞笑。

  事实上,我当时也问过自己,为了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新闻,我要在天桥上重复着撕一个下午的小广告,这种努力有意义吗?我一度要因此怀疑做记者的价值:你帮人讨薪帮人找狗帮人出气,究竟是为了什么?世界因此而更美好了吗?

  荒诞吧,但对记者来说,荒诞未必没有价值。这给了当时的我一个暗示,这确立了一个基本的信念:一则再无关紧要的新闻,也要尽最大可能找到当事人。

  挺简单的原则,这两年却几乎坍塌了。一则网帖出现,大家只要加个“网传”、“网曝”就能轻松化解掉求证的压力。

  这一年,网络里隔三差五总能出现所谓牛逼特稿。而我的经验告诉我,一个记者在一年时间里能遇到适合写出特稿的题材和时机,不会太多。而我所见到很多所谓特稿,从行内人的角度看,不是过于偏颇,就是信源单一,甚至存在太多主观想象的成分。

  直到今年初,各种假新闻突然爆发,这中间固然有其他因素,但重要原因之一,是记者的沦落。

  多消息源交叉印证、寻找核心当事人、客观与平衡,所有这些媒体的一流准则的消失,才是怪现象的根源。

  理论上,这些应该是所有新闻报道的原点:小到突发,大到深度调查,所因循的路径是相同的。

  带我入行的前南方周末记者鞠靖老师曾发朋友圈说,“一条帖子出来,先证实,找细节,再评论,这是基本程序和原则.这条疑点颇多的新闻是否真实才是第一位的,媒体人在这种问题上不能和普通网民一样冲动、一般见识,否则,说传统媒体人要失业也没什么不应该的”。

  遗憾的是,短短两年半的媒体生涯,最早教导我这些的人却几乎都四散于江湖。连我自己,也都远离了采访一线。

  或许正因伤感,在接受张志安老师的一个项目采访时,我才说出了那个可能得罪同行的观点:很多年轻人都享受媒体虚名,觉得自己追踪了多少条动态很了不起,那只是因为他们没见过真正新闻人的样子。

  我一度怀疑,我和很多同行之间对特稿的定义是不同的。一起事件出现,各家媒体的特稿纷纷出现:对不起,除了材料的堆砌之外,我看不见任何文本上的灵性逸出。

  在这个年代,新闻文本的重要性被无限低估了。新闻被碎片化的即时消息割裂,反正只要能把话说清楚,任务就算圆满,记者就算牛逼。

  我并不觉得那是多了不起的事。我仍然天真地以为,脱离了文本优势,“内容寒冬终将过去”云云,都是记者之间的互相抚慰。

  所谓新闻的优势和媒体的核心竞争力,仍然在于如何在速朽的讯息里提供永恒的文本。这些年,我们遇到过几篇能被永远铭记的特稿?

  从小,我就对印出来的文字有天然苛求:写字的人,应当对文字负责。好的文字,应当丰满于所指与能指的两面,而多数的新闻文本,则只做到了一半。

  同行们人人自危忙于跳槽转型创业,留下来的,则在鸡汤和唱衰里悲喜循环,似乎没人想过文字理想这回事。

  做到圆满,才是新闻文本的方向。载体没落是因内容没落:文字所能提供的信息太贫瘠,又不足以满足审美,大家真不如花钱买流量看视频。

  必须承认,在我有限的职业生涯里,能让我不自觉脸红的文字,我也数不出几篇来。

  当年的团队,很可能是最后的一帮文本完美主义者。在这个团队里,我在日夜与李天宇和张寒老师的交流修改中,找到了自己的写作节奏和技巧,他们允许我保留自己的文风,又教我以成熟的写作方式。

  在 寿光的火灾中,我因为得知奶奶去世的消息而临时中断采访。在从寿光返回老家的大巴车上,我要对着现有的素材写出两个版的特稿:在失去亲人的苦痛之中,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,一定不把情绪带进文章。于是,我用了我能做到的最干净的语言来写,结果,却意外出现了一篇风格独特的稿件。

  那篇特稿的最后一部分,我的情绪终于崩溃,于是留下了一个烂尾。但从此以后,我寻找到了新闻写作的节奏感。

  在 新京报,很多突发新闻都需要速度,但能否在速度之中稍微追求文本呢?我觉得,这不算是苛求,至少当年人物报道工作室的同事们,都有过牛逼闪闪的壮举。天津大爆炸第二天朱柳笛的人物特稿,上海滩踩踏事故后卢美慧的特稿,还有我在东方之星沉船事故当天,在几乎任何没有素材的情况下,花两个小时拼出来的一篇特稿,都属于在速度和审美上达到了平衡。

  新闻江湖浪涌,先辈们上了岸。套个矫情句式,世道变坏,是从媒体人放弃了文字审美开始的。

  做评论,是我自我定义中的重要拼图。新闻评论能提高我的思维能力,而我读书时翘课完成的自学积累也能找到用武之地。潜意识里,我也想证明一下,学新闻专业的人,并非就写不了好的评论。

  如果冠上个特光鲜的头衔,我的三心二意,大概是不满足于被固定和标签化的人生,是在不断完成自己对媒体人角色的定义。不管时代是好是坏,向内拓展自我的无限可能总不是坏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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